展示心灵的力量

历史研究的过程，实质上是史家对历史的再认识过程。毫无疑问，任何认识都是价值观念的反映，因而不同的价值观念左右着史家对历史的判断，影响着不同史学著作的结论。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决定着史学作品的丰富性。然而，任何认识，又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的局限，因而后来的史家总是能够依据新的眼光和新的角度，重新审读历史，并对此作出新的解释。由于没有任何解释意味着问题的终结，这个众所周知的态势就推动着不同时代的不同史家不断地向历史进行不依不饶的追讨，从而展示出史家自身的心灵力量。

通常人们认为，史家的心灵力量主要取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般说来，这个道理并无大碍。在条件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后人超过前人往往得益于认识方面有了进步和提升。正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你能不能观察到事物，取决于你运用什么样的理论，理论决定你能够观察到什么。世界观和方法论犹如一把锋利无比的剪刀，帮助你选择、裁剪和取舍史料，进而按照新的指令系统，重新排列、编辑和组织史料。在这种路数的模式下，确实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有独特见解的史学著作。不可否认，这些著作也充实了史学的学术殿堂。

然而，我们又要看到，光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透视能力恐怕是不够的，至少是欠缺的。史家心灵力量的另一半来自于史家本身的体验能力。这里所说的体验能力，是指史家亲自参与和亲身体会历史的能力。在我看来，有无这个能力直接关系着史家成就的大小。司马迁、司马光为何能够成为史学大家，令后人只能望其项背，主要在于他们都曾深入权力核心，卷入政治斗争风浪，看清了其中复杂曲折和波诡云谲，体察了事态的起伏和人世的炎凉，所以他们的笔触才如此地沉重，如此地深刻，如此地卓越。据悉，古希腊著名史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也都曾有过从政或治军的丰富经历。对史家来说，有过这番经历，则必然表明他对历史的感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其思考深度也是不一样的，其解析历史密码的能力更是不一样的。倘若缺乏这番经历，对前人撰写和评价历史的某些阐幽发微之处，那是绝对体会不到的，是品不出味来的；于己，就更难做到“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同时，经历的有限性，势必造成认识的局限性。如此一来，史家心灵的力量肯定会受到相当的损害。